「愛之夏基本上是提出一個問題：你想要繼續一九五零代的無聊，或者你想要翻轉一切事情，就像十九世紀末的巴黎那樣。所以這就是我們所做的事：翻轉這眼前的世界….」
Grace Slick（Jefferson Airplane的主唱）
1.
在1960年中期，許許多多的青年男女前往舊金山，他們穿著色彩斑斕的服裝，尋求自我與集體的解放，在彼此的懷抱中尋找人與人之間的關懷。
他們不是頹廢地自我放逐，而是要尋找一個美麗新世界。他們是要對異化的資本主義工作倫理、如機器般的官僚體制，人與人互相憎恨與殘殺的世界，進行一場烏托邦式的反叛。
人們稱他們為嬉皮（hippie），或花之子（children of flower）。
他們的文化革命是美麗而鮮豔的──或者，太過鮮豔而讓人迷失了。
革命的高潮是在1967年的夏天，人們稱之為「愛之夏」(Summer of Love)。
2.
一開始是在舊金山的北灘（North Beach）。
五零年代中期，敲打的一代(Beat Generation)詩人在這裡創辦「城市之光」書店，詩人艾倫金斯堡在這裡念出震撼美國的詩歌「嚎叫」(Howl)，凱魯亞克(Jack Kerouac)在小說《在路上》(On the Road)裡屢屢拜訪此地。
在北灘的咖啡店中，詩人、民謠歌手與藝術家們啜飲著espresso，品嚐自由的味道。在這個看似富足但其實無聊的戰後美國，他們在這裡構築起一個挑戰世俗價值，追求藝術自由的避難所。
《在路上》成為廣大年輕人的聖經，更多人想要來舊金山尋找自由。例如一個白人年輕女歌手Janis Joplin，她在1963年從德州來到舊金山，為了成為beatniks的一員。她每晚在咖啡店中唱歌，用彷彿早已滄桑一世的喉嚨，或慵懶或激昂地把人魂魄吸進去般地唱著。
越來越多逍遙青年們湧入北灘追尋beatniks的夢，房租不斷上漲，警察不斷騷擾，人們開始轉移到較便宜的海特艾西伯里區（Haight-Ashbury）[1]。這裡附近有舊金山州立大學，比較有反叛氣息，且是沒落的工人社區，所以房租低廉。到了1965年，這裡變成一個令人注目的城市景觀，一名記者把這個新群體稱為嬉皮。
彼時，人們也剛發現一個進入神秘世界的鑰匙：迷幻藥（LSD）。
哈佛大學心理學家提摩西賴瑞（Timothy Leary）在50年代末開始研究LSD和其他藥物對於心智的影響，並發展出一套哲學，導致他在1963年被開除。離開學院後，他成為最積極推廣LSD的大師，一個六十年代反文化的icon。
在西岸，青年肯克西（Ken Kesey）在1959年在史丹佛大學參加過CIA支持的LSD實驗，他在醫院的經驗讓他寫下一本小說「飛越杜鵑窩」，一夕成名。他對迷幻藥帶來的感官體驗產生很大興趣，邀人來家中一面體驗藥物，一面大聲播放音樂。而後更和朋友組成一個團體「快樂的惡作劇者」（Merry Pranksters），將一輛舊的學校巴士塗滿炫麗色彩，巡迴各處推廣藥物帶來的迷幻體驗。「快樂的惡作劇者」的成員有十幾人，包括傑克凱魯亞克的好友Neal Cassady（也是小說《在路上》的主角原型）和史都華布蘭德（Stewart Brand） — — 此人會在1968年創辦一本《全球型錄》（Whole Earth Catalog），影響一整代另類青年和網路與科技文化先驅者，包括當時也在舊金山的青年賈伯斯（見第十五章）。
1965年，舊金山的嬉皮場景開始添上配樂。音樂史正好在彼時進入一個新隧道：民謠開始褪色，狄倫開始插上電，Beatles從泡泡糖歌曲轉為更成熟複雜的搖滾。舊金山的嬉皮結合藍調、民謠、鄉村以及「迷幻」感受，創造了所謂舊金山之聲：迷幻搖滾。在這迷幻搖滾的元年，Jefferson Airplane成軍、Grateful Dead開始正式演出。
66年一月，肯克西把他的派對升級為一場大型的「旅程音樂祭」(The Trips Festival)，結合了搖滾樂、迷幻藥和視覺藝術：Grateful Dead和Big Brother and the Holding Company（主唱是Janis Joplin）在詭異瑰麗的投影中演唱，有上萬人參加。
不過，正如一名滾石雜誌記者在後來所說：「舊金山的秘密不是舞蹈、燈光秀、海報或是舞台動作，而是一種所有人去創造一個社群的想法」。是的，一如在更早前紐約格林威治村的民歌場景，是歌手和歌迷一起生活在村子中，這些迷幻樂隊就住在海特區與大家為鄰，嬉皮們也認為他們就是「我們的樂隊」。
舊金山成為真正的迷幻異域。
1966年十月，嬉皮們在金門公園中了舉辦一場「愛的遊行」（Love Pageant）抗議加州政府宣佈LSD非法。他們認為LSD讓人們可以更認識自我，可以讓人去冥想、創造和表達藝術，是追求心靈解放的工具。
67年一月，嬉皮在金門大橋公園舉辦更大規模的集會，稱為「人的聚會」(Human Be-In)。這個集會是要讓「不同部落聚集在一起」（“gathering of the tribes“），希望「柏克萊的政治運動份子和海特區的愛之世代，以及全國各地屬於新國度的子民一起來歡慶一個屬於解放的、愛與和平的、關懷的和人類大同的時代」。
在傳單上一開始就說，「一個新的國度正在從腐朽的舊世界中誕生」，而結尾是：「把你的恐懼放在門外，加入未來吧。如果你不相信，請張開雙眼，自己來看。」
在舞台上，詩人艾倫金斯堡帶領大家吟唱，賴瑞鼓吹LSD的新體驗，來自柏克萊的傑利魯賓（Jerry Rubins）憤怒地呼籲大家反戰，迷幻搖滾樂隊The Grateful Dead、Jefferson Airplane接著演出。這場聚會來了兩萬人，讓舊金山的新文化成為全美以及全世界的新焦點。
1967年六月，披頭四發行專輯「Sgt. Pepper Lonely Heart Club’s Band」（胡椒軍曹的寂寞芳心俱樂部樂隊）和單曲「All You Need is Love」，成為嬉皮世代的國歌。（而海特區的區歌可以說是Jefferson Airplane描述迷幻體驗的歌曲「WhiteRabbit」。）
也在這個月，Scott Mckenzie的歌曲“San Francisco (Be Sure To Wear Flowers In Your Hair”/「舊金山(一定要在你的頭上戴上花)」唱遍全美。
如果你要去舊金山的話，
一定要在頭上戴著鮮花
如果你要去舊金山的話
你將會遇到許多和善的人
對那些要去舊金山的人
夏天將會充滿了愛…..
〈San Francisco〉
於是，成千上萬的年輕人頭上插著花朵，從美國各地而來，想要擠入海特區成為這個愛之小城，尋找新的文化與生命體驗。 六月六日，新聞週刊（Newsweek）用了一個大標：「嬉皮來了」（“The Hippies are Coming.”）。 他們來了，在那個本來應該屬於愛的夏天。
3.
戰後美國初期是一個繁榮的年代，但豐盛的物質背後卻是精神生活的貧困。這也是最保守的年代，女人被傳統桎梏束縛，社會被冷戰下的恐共主義綁架，年輕人開始不滿，用名作家Joan Didion的話來說，「在1964年到1967年之間，我們似乎忘了告訴孩子們我們所進行的遊戲規則……這些孩子的成長環境似乎沒有一個由叔叔、阿姨、一生的鄰居所組成的網絡──這個網絡正是傳統上告誡和強迫社會價值的機制」。
的確，嬉皮們主張每個人都應該被允許作自己，去表現自我。
1967年七月的「時代雜誌」以「嬉皮：一種次文化的哲學」做為封面故事，摘要了嬉皮哲學：
「為了改變體制，嬉皮們希望創造一個全新的社會，一個豐盛的精神世界。他們揚棄傳統的思維：西方的、生產導向的、目標導向的等。」
「作你自己想要做的事，不論何時，何地。改變每個你遇到的人的心靈。打開他們的心 — — -如果不是靠藥物，那就依靠美、愛、誠實與愉悅。」
這種哲學似乎意味著嬉皮們更關心腦袋裡發生的東西甚於世界上發生的事。一般常區分六零年代反文化的兩條路線，一是政治反抗，是對政治和社會體制的改造，另一種則是嬉皮文化，追求心靈和生活方式的解放。西岸是嬉皮文化的基地，聽的是迷幻搖滾；在東岸則是聽著民謠的知識憤青。甚至在西岸的舊金山，也有兩個不同的場景，在柏克萊大學是激進的新左派（他們在1964年在校園掀起言論自由運動），在海特街則是嬉皮遊樂園。
但嬉皮哲學並不是與外在的世界無關。嬉皮們批評中產階級價值、反對核子武器、反越戰，要把美國從戰爭的殘暴、舊道德觀和物質主義中解放出來。他們相信，愛會取代恐懼，而小社群可以取代父權的家庭制度和大眾社會的集體異化。他們拒絕成為資本主義下「單向度的人」（法蘭克福派哲學家馬庫色的概念）。
Merry Pranker成員、Jerry Garcia的妻子 Carolyn ‘Mountain Girl’ Garcia就說「我們給予人們免費食物和免費診所，我們在街上進行游擊音樂。這一切都是關於社區。我們要改變我們的價值，並找到不同的方式來介入現實。」
尤其嬉皮對愛與和平的追求態度，是回應冷戰結構下戰爭的隆隆鼓聲。所以那個時代最有名的口號是「做愛不作戰」，最有名的照片則是一名女嬉皮把花朵插在軍隊的槍口。
4.
嬉皮頭上的花朵很快開始凋零。因為「花的力量」(flower power)成為商業的彩色標籤。
1967年六月，蒙特利流行音樂節(Monterey Pop Festival)在舊金山南方附近舉辦，這是搖滾史上第一場的大型巨星音樂節，更是嬉皮文化與迷幻搖滾的高潮吶喊，搖滾明星從Janis Joplin 到Jimi Hendrix都在這裡誕生。 不過，這音樂會反映了後面推手看到了一個新的音樂文化、一個新市場的出現。這是洛杉磯樂團Mamas and the Papas的John Philips和其製作人想要結合舊金山與加州的音樂場景，並利用花之世代的標籤來舉辦一場音樂節。但對舊金山的嬉皮來說，舊金山代表著物質與商業主義。掘地者就說，這個音樂節會是一個富人的音樂節，因為洛杉磯的商人不瞭解舊金山的樂隊不是和社區分離的，而是就住在大家的街上。舊金山的著名音樂人Joe McDonald也說，洛杉磯的唱片公司是要出賣我們的夢想，要把我們榨乾、吸乾。直到後來Paul Simon、David Crosby等人出面，舊金山樂隊才信任原來的主辦者。
蒙特利音樂節是後來搖滾產業成形的一個重大轉折點，也是迷幻搖滾音樂人成為脫離嬉皮生活的開始：Big Brother and the Holding Company投入狄倫的經紀人Albert Grossman的懷抱、Jefferson Airplane跑到洛杉磯錄音過著奢華的生活，並且越來越像搖滾巨星，而不再是海特區嬉皮居民的社區樂隊。越來越多人舉辦演唱會不是為了創造新文化，而是為了金錢。
當搖滾成為商業，海特區的嬉皮生活也成為媒體窺視的對象，和商業機器的誘人果實。巴士公司推出了嬉皮之旅，人們把海特區當作一種奇觀，來這裡購買屬於嬉皮文化的各種商品，因此也有更多人進駐做起生意──直到現在。
另一方面，有越來越多奇怪的宗教狂熱份子或毒販進來攪和，也有越來越多逃家少年來到這裡藏匿，暴力、強暴等犯罪事件越來越頻繁。披頭四的喬治哈里遜在八月帶著好奇來到海特區，卻被此處亂象嚇到了。他在後來說他所見到的景象讓他一生都不敢用藥。
於是，當生活轉變為奇觀、團結變成失序、文化成為商機、迷幻之旅成為黑暗深淵時，一個自發地追求愛與理想的社群開始逐漸崩解。
於是，當嬉皮文化本來要在愛之夏達到高潮時，卻宣告了這是一個結束的開始；或者說，「愛之夏」精神在1967年的夏天來臨之時，就已經瀕臨死亡了。
在秋日的十月，掘地者舉辦了一場「嬉皮之死」遊行；他們抬著棺材，吶喊著：「由於你飢渴地同意，媒體創造出了嬉皮」；「不要被照片和文字所收買。這個城市是我們的，去爭取你所擁有的……」
是的，媒體創造了嬉皮文化的風行，也用力敲打著他們的喪鐘。夏天過去後，他們大量報導這裡的吸毒、街頭流浪漢，以及部分人的犯罪行為。
67年底之後，原先懷抱著夢想的嬉皮紛紛離開海特區，有人去了農田繼續實踐另類生活，更多的參與者則走向美國各角落，繼續傳播嬉皮精神的火種。
兩年後，火種們一度聚集到東岸的烏史塔克(Woodstock)。在這裡，一場三天三夜的演唱會成為六零年代愛與和平精神最盛大的火焰。但一如67年在舊金山愛之夏的高潮後接續著死亡，烏史塔克嬉皮精神的猛烈燃燒之後，是揮之不去的濃烈黑煙，讓嬉皮的繽紛面貌變成深沈的黑暗髒亂。就在這個69年的夏天，吸引許多嬉皮跟隨、並住過海特區的曼森家族，犯下數起嚴重兇殺案。十二月，滾石樂隊在加州阿特蒙的一場演唱會上，一人在騷動中死亡。
嬉皮文化本來最反對的暴力成為自身的墓誌銘。
接著，1970年九月，吉他之神Jimi Hendrix猝死；十月，嬉皮之后Janis Joplin因為過度服用海洛因而死亡。迷彩終於被迫換上黑色喪服。
派對結束了。一場美麗的盛宴轉變為令人不堪的杯盤狼藉。
5.
嬉皮是二十世紀資本主義體制中最偉大的一場文化革命。當然，這場革命注定是失敗的。因為他們雖然看到了體制的部分病徵：異化、對自然的剝削，對人類創造性的束縛等，但沒有提出改變的方案。他們只是想天真地逃逸出體制，建立一個華麗的烏托邦，而不是想要改變綑綁他們的社會結構和政經權力。所以他們創造出的文化與音樂注定被商業體制吞噬，而花之子們注定會對持續的逃逸感到疲憊與困頓。
尤其進入下一年，1968年，民運動領袖金恩博士以及甘乃迪總統之弟勞伯甘乃迪，先後遭到暗殺；美軍在越南馬賴屠殺五百個平民，震驚世界，反戰運動完全不能阻止戰爭；黑人貧民區每年都在燃燒中暴動，和平的民權運動轉換成主張暴力的黑權運動。
革命夭折了，嬉皮們也長大了，成為既得利益的中產階級。進入八零年代，雷根總統創造了新保守主義的時代精神，貪婪、自利、追求成功成為時代信念，金錢成為主導美國的價值。六零年代的嬉皮在八零年代變成了「雅痞」──他們在經濟上是保守的物質主義者，但在社會價值上他們卻不甘被雷根收編，而繼承了六零年代的自由開放。在九零年代，他們選出了柯林頓當選總統。
這是1967年愛之夏遲到的革命果實。當年的起義雖然失敗，但卻使得原本保守的布爾喬亞中產階級從此染上波希迷亞的迷彩想像。迷幻藥宗師利瑞早在1966年就預言到這一切：他說，不用擔心這個LSD世代的命運。他們有些人會回到主流體制中，但會為體制注入新思想；有些人會繼續挑戰體制成為藝術家和作家……
是的，如今我們都是嬉皮之子了，因為他們當年高舉的旗幟始終在一代代人心中激起回音：那是對於愛與和平的追求，對於社區凝聚的渴望，對於逃離資本主義鐵籠的嚮往，對於人與自然和諧的重視等等。
甚至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網路文化，都是承繼著嬉皮精神。從嬉皮到網路時代最重要的一個橋樑Stewart Brand說，「六零年代嬉皮的社區主義和自由放任的政治觀構成了現代網路革命的起源。當時，我們的無政府主義心態看起來是危險的，但是反文化對中央集權的排斥為去中心化的網路和整個個人電腦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哲學機基礎」。（只是，諷刺的是，Stewart Brand認為早期網路文化是反對中央集權，在現在卻是幾個超級大科技巨頭壟斷了網路世界。）
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僅有去想像另一種可能的勇氣，而且去在生活中實踐出來。正如Jefferson Airplane的主唱Grace Slick在多年後說，「我想「愛之夏」就像一個神奇寶物。在最基本的意義上，藝術提醒了我們想要成為怎樣的人和如何到達那。這是藝術如何改變世界。「愛之夏」也是如此：它提醒了我們有什麼樣的可能性，和我們試圖建立的未來。」
[1] Haight和Ashbury是分別是兩條街名。
註：本文原文刊登於騰訊大家專欄，修改後新版本收於我最新出版的《想像力的革命：1960年代的烏托邦追尋》，2019年二月出版，印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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