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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泰隆尼亞之後,他成為我們所熟悉的歐威爾

1.

喬治歐威爾無疑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不只是在文學世界,更是在政治世界,甚至是日常生活 — — 如今誰不知道「老大哥」這個字眼呢?「歐威爾式」(Orwellian)也成為一個描述可怕現實的現代語彙。有人說要理解二十世紀,不能不讀歐威爾 — — 因為二十世紀的主軸是冷戰,而歐威爾的《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犀利地呈現共產主義極權體制下的壓迫。但到了二十一世紀,不論是新的科技監控體制,或者2016年川普上台後對於事實的蔑視,《一九八四》的故事依然讓人警醒,依然是一個照亮世界的明燈。有哪一個文學作家有這種影響力?

不可思議的是,他對蘇聯式獨裁體制的洞見不是因為他曾經生活在其中 — — 除了緬甸,他一生住在英國;也不是因為他真的知曉共產主義極權體制下的恐怖 — — 他於1950年過世,而那時冷戰才剛剛開始。

文學家的想像力確實比現實更現實。

2.

歐威爾對共產主義的批判當然不是憑空而來,而主要是他來自參加西班牙內戰的親身經驗。

他早年在緬甸擔任警察,認識到帝國主義的壓迫。五年後回到英國,想做一個報導現實的記者,也寫虛構小說,並有強烈的左翼情懷,關注社會不平等。1933 年他以喬治歐威爾為筆名發表第一部作品《倫敦巴黎落魄記》,而後去考察考察碼頭工人生活,寫下《通往維根碼頭之路》,中間還發表幾本小說。

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各地的理想主義者紛紛來到這個美麗的國家,對抗佛朗哥的法西斯主義,包括作家海明威。尚未真正成名的歐威爾在1936年底來到巴塞隆納,起初只是抱著「為報社寫文章」的念頭,但一到當地就立刻加入民兵組織,「因為在當時、以及在那種氛圍下,加入民兵似乎是我想得到的唯一合理之舉。」他在《向加泰隆尼雅致敬》這本書中如此寫道。他加入的組織屬於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這個組織偏向托洛斯基派,不屬於蘇聯共產黨的共產國際。

他一開始看到的巴塞隆納似乎是一個微型的社會主義烏托邦:「大夥兒相信革命、相信未來,處處彌漫突然實現「自由平等」的感覺:大夥兒努力活得像個「人」,而非資本主義機器的小齒輪。」他寫道「 關於革命,有太多事我不明白,就某種程度而言我甚至不喜歡;但是在這裡,我立刻理解這是一種值得爭取並捍衛的狀態。」

然後他上前線幾個月,甚至被狙擊手一槍打穿他的喉嚨,幾乎喪命。五月回到巴塞隆納時,這裡已經不是幾個月前他以為的美好世界,而是蔓延著政治鬥爭。他目睹了共產黨如何以暴力和謊言摧毀他所屬的馬統工黨,逮捕他們的同志,抹黑他們屬於法西斯陣營,最後他和妻子被迫逃亡。

回到英國後,沒有左翼媒體願意刊登他關於真相的報導,且如同在巴塞隆納的共黨媒體,歐威爾發現英國的親共媒體也都在掩蓋事實,這對他打擊更大,並構成《一九八四》的核心:不論左翼或右翼媒體,事實都是可以被掌權者所改寫與重寫的。

他所見證的共產主義的恐怖、背叛與謊言是形成他後來政治態度的關鍵,也使得當彼時許多西方左翼知識份子還在對蘇共有幻想時,歐威爾就能洞察共產黨的極權本質。

3.

歐威爾的人生是一個難得的傳奇:少年時就讀菁英的伊頓中學,十八歲時去仍是英屬殖民地的緬甸擔任帝國警察,回到倫敦當過流浪漢,在巴黎當過洗碗工,參加西班牙內戰並中槍差點死亡,在BBC 電台工作過,又離開倫敦孤單地住在蘇格蘭的偏僻農莊,就在他的作家生涯要走上巔峰時死於肺結核,年僅四十六歲,而冷戰剛剛開啟,《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成為冷戰時期最重要的文學武器。

歐威爾是從西班牙回來立即寫下「向加泰隆尼亞致敬」這本書。這是他結合文學和報導的非虛構寫作,一方面是寫他在西班牙內戰的所見所得,文筆生動鮮明,帶著幽默感,另方面也提供了對當時的政治分析。而全書結構從一開始描述巴塞隆納的美好,到他幾個月後從戰場再回來時所親歷的暴力與追捕,彷彿是一本精心架構的小說(他描寫在巴塞隆納逃亡那段宛如一本政治驚險小說),我們既與他一起經歷局勢的轉變,也看見他個人內心與世界觀的轉變。

在西班牙內戰後,他從原本支持左翼的知識份子,變成共產主義的受害者,這沒有讓他放棄社會主義,只是更深刻理解到,不論是面對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他都要抵抗權力的濫用,並致力於追求真實與捍衛自由,而打字機就是他的武器。

「西班牙內戰和1936–37年間的其它事件起了決定性作用。那以後我就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麼了。1936年後我所寫的每一行嚴肅的字,都在直接或間接地反對極權主義,並主張我所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歐威爾在後來的著名文章「我為何寫作」寫下。

幾年之後,他寫下《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影響了整個世界,成為我們所熟知的喬治歐威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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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喬治歐威爾《向加泰隆尼亞致敬》中文版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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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迪迪安:用新的語言寫下一整個時代的情緒

年輕時的她並不是明星,卻拍下許多極為迷人的作家照,彷彿她鄰居的那些荷里活明星。

將近80歲的她或許比不上那些老去明星的風采,卻成為高級時尚品牌Celine的廣告代言人。

她是過去半世紀美國最好的散文作家,最能用小說、散文和報道捕捉20世紀美國的文化、政治與集體情感,尤其是1960、70年代的不安與崩塌。

在1967年的成名文章之後,她的寫作從此改變新聞報道這門手藝,成為「新新聞主義」的先鋒。

她在這個世紀更成為一個文化icon,一則讓人難以捉摸的傳奇。

她是瓊迪迪安(Joan Didion)。

1967年的春夏之交,迪迪安和攝影記者來到舊金山的海特艾許伯里區(Haight-Ashbury)來報導嬉皮。這裏是全世界嬉皮的聖地,許多年輕人從各地頭戴着花朵來到這裏,追求愛與解放,還有迷幻藥。

彼時迪迪安三十出頭,是做雜誌記者的第11個年頭。她在這裏遇見了很多流浪的靈魂,看到世界的傾斜。

她在文章〈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一開始就引用葉慈(W.B. Yeats)的詩句:「事物正在崩解,中心不能維持。」接着以極為詩意的筆觸寫着那些在藥物中失落的嬉皮:「青少年從一個城市漂流到另一個城市,蛻下他們的過去和未來一如蛇的蛻皮……人們在失蹤……小孩在失蹤……父母在失蹤。」

這些文字所訴說的故事不只是那個地區、不只是嬉皮文化,而是整個美國道德的失序和文化的混亂,是個人和社會規範的崩塌。

文章最後,迪迪安寫她遇到一個五歲女孩蘇珊,而她媽媽讓這小女孩服用LSD(迷幻藥)。對她來說,這說明了一切。

不過,當迪迪安來到海特艾許伯里區,嬉皮文化確實已經走向尾聲了,這裏成為媒體窺探的奇觀、逃家少年的庇護所,並由彩色的愛轉為黑暗深淵。文章登出的9月時,嬉皮之死更幾乎已經是共識了。非常及時。

她的描寫沒有錯,但缺乏了對嬉皮文化之所以走到這個地步更深的分析,也對嬉皮精神只是偏狹的理解。或許,這部分來自於她對這種反文化的陌生,甚至敵意,部分來自於她來到此地的時間點。

但這篇文章開拓了一種嶄新的書寫方式。迪迪安非常融入那個場景,甚至讓人感覺她可能隨時被那個斑斕迷幻的萬花筒吸入,成為另一個漂流靈魂。這篇文章成為她最著名的作品,且在次年就結集其他報道文章出書,書名就叫《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評論作者對此書的評價是:「迪迪安的第一本非虛構寫作文集呈現了這幾年美國最好的一些雜誌文章。既然楚門卡波帝(Truman Capote)說這種文類已經是一種藝術,也許這本書不應該只是被認為『僅僅是新聞報道』,而是展示了今日美國最好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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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菁英已經成為新時代的世襲貴族

1.

2015年,耶魯大學法律系教授丹尼爾・馬科維茨(Daniel Markovits)在法學院畢業典禮上演講。他本來想要警告畢業生,未來要抗拒利用自己的競爭優勢來謀取個人利益,要積極地為公眾利益服務。但他在寫稿時突然了解到,這群天之驕子所承繼的特權在為他們提供競爭優勢的同時,也為他們帶來磨難。

他跟學生說:「你們的生命被毀了」。

他說,你們的一生不斷地努力學習、工作,而未來必須繼續如此,如此才能維持你和你小孩在菁英階級中的位置,維持你的菁英性。你必須一直拼下去,「把自己用盡。」

然後,他寫了一本書批判這個菁英體制,英才制(meritocracy)。

對英才制的批判在這幾年是熱門議題,而且評論者就是來自這些菁英中的菁英學府。丹尼爾・馬科維茨是耶魯的法學博士(J.D.)、牛津的哲學博士,碩士是倫敦政經學院的計量經濟學,大學是耶魯大學數學學位。也是在這兩年,哈佛大學知名政治哲學家麥可桑德爾出版《成功的反思》(原書名英文直譯是《英才的暴政》)。桑德爾作為政治哲學者比較是從道德性的論述角度出發,馬科維茨在本書中則更是像一本政治經濟的批判,讓英才制的問題更殘酷地暴露出來。

2.

在歷史上,先是世襲貴族統治世界,然後是土地和資本的掌握者成為統治者。到了二十世紀中期,美國的幾個主要菁英大學開放大門,讓更多成績優異的小孩得以進入窄門,菁英教育性質於是改變,企業也有了更多高級菁英可以用,「英才制」開始主導世界。

這看似是很大的進步:人人機會平等,可以透過好的教育,改變自己的命運,而不再是看血統與非自己掌握的因素。

但「英才制是虛假的」,馬科維茨說。如今的世界是一種「英才的不平等」,這些最頂尖才能、最努力的、和得到最好教育的人 — — 尤其集中在科技、金融、醫學和法律 — — 獲得極高的報酬、聲望與權力,成為這個世界的新菁英。用「英才制造成一種前所未見且獨樹一格的失衡情況,使得新鍍金時代大為失色。菁英們不僅是壟斷了所得、財富與權勢,同時也把持了產業、公共榮譽與個人尊嚴。菁英體制將中產階級排除在社經利益之外,同時還號召菁英們集體進行一場維護其階層的毀滅性競賽。」

當前世界的社會不平等是過去這十年最重要的議題,也有很多著述。但馬科維茨的獨特觀點在於,當年馬克思的階級不平等是無產階級與有產階級之間,法國學者皮卡提的超影響力著作「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也認為當前的不平等也是資本和勞動者,但馬科維茨認為,如今社會不平等的擴大,並非因為所得的來源由勞動轉向資本,而是所得由中產階級轉向英才菁英。

這一小撮菁英造成中產階級消失(亦即向下移動,成為馬克思分析的無產階級化),斷絕了他們的所得、權力與尊嚴,甚至讓許多中年白人因為用藥、酗酒出現「絕望的死亡」(death of despair)(他在這裡引述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安格斯迪頓的研究。)而且,也如同桑德爾的分析,他指出這個中產階級的不滿、屈辱與憤怒導致了本土的民粹主義,支持川普上台。他認為美國民眾對專業階級的憎恨,勝過對創業家,甚至超級富豪世家。

不只如此,本書更指出這個菁英階層已經鞏固起一套新時代的世襲制:他們從小就花更多資源培養小孩,讓他們更聰明、更有競爭力,更能進入最好的學校(而這些學校從幼稚園到研究所都是極為昂貴)。根據研究,大部分常春藤學校和史丹佛、MIT等,來自全美前1%最富有家庭的學生超過全美收入後面二分之一的所有學生。而當這些年輕人拿到哈佛耶魯的文憑,他們幾乎就保證進入那個菁英階層。如此代代相傳,教育體制只是不斷再生產與深化社會既有的不平等。

而且這個現代貴族階層,如同古早時代,在每一方面都是和其他人區隔開來:從就讀學校、消費方式、通婚對象,和居住區域。至少在美國,這是一個全面分裂的世界。「這些差異不斷累積,最終導致菁英體制造成的分裂過於巨大難以聯繫,富人與一般大眾不相往來,相互之間也沒有同理心與同情心。」

但這並非一直都如此。戰後初期美國社會的相對平等,是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富裕社會。在另一位哈佛政治系教授的著作《我們的孩子》(Our Kids,中文翻譯成《階級世代:窮小孩與富小孩的機會不平等》)中,也有非常深入的討論。本書一個鮮明的例子是柯林頓總統和小布希總統當年家庭背景很不相同,但他們的生活和機遇並沒有差異很大。

本書最獨特也許最爭議的觀點是,一如本文開頭作者對他的畢業生演講,他不是要批評這些菁英做錯了什麼,而是指出他們也是自我剝削的受害者。他說,「菁英工作場所例如科技業、銀行、律師事務所、顧問公司,甚至一些大型企業與其他的「白領鹽礦坑(salt mine,意謂極端辛苦與壓迫的工作場所)並無二致」。菁英的工作場所令人秏盡心力,而他們會發現自己越來越難自他們的工作中找到熱情與意義。舊時代下的傳統財富較能夠允許貴族階層表現自我,新財富(人力資本)卻是使得菁英失去自我。「菁英體制為菁英階層帶來心靈上的痛苦,使他們陷入存在性焦慮與深沈的異化之中。即使是再多的所得與再高的地位都無法減輕這樣的痛苦。」

但真的大多數超級精英都真的這麼痛苦?作者當然同情他的學生,但這卻可能減弱了他的主要論證。

雖然可能不是本書主要論點,但我認為他的論證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是,這種英才制讓整個社會的價值因此遭到扭曲,因為「一個人若是想讓他自己或子女得到菁英級的收入,他所能選擇的工作範圍十分狹窄,主要是集中在金融、管理、律師與醫師。至於中產階級所從事的工作,例如教師、記者、公共服務,甚至工程師,每一百個工作中還不到一個,或者可以說是根本沒有,其薪資能夠與菁英相匹敵。」

在經濟學早有一種理論叫做「資源的詛咒」,亦即有天然資源如石油的國家,不會去用力發展經濟,因此造成嚴重不平等與發展的停滯。作者認為,現今的美國出現一種類似的狀況,只是他們的資源詛咒是人力資源的詛咒:「對人力資本的重視促使創新聚焦於利用超高技能人力資源的產業與工作 — — 金融業與菁英管理。這些產業都是著重於一小批菁英階層的財富與權勢上……他們相當於採掘產業,只不過他們的財富並非靠天然資源的開採,而是來自超高技能菁英的人力資本。」其結果是「不斷強化菁英的特權,同時也不斷打壓中產階級,使其邊緣化。長期以來造成為害資源豐富國家的病痛-社會與經濟的分層化、不民主的政治、貪污腐化,與成長低迷-勢將接踵而至。」

3.

英才制,原本應該是讓世界變得更公平,現在卻變成其原本所要對抗的一切:一個新的集中財富與特權的階級,而且是可以延續幾個世代的現代種姓制度。

這是一個「贏者全拿」的社會,但英才制的意識形態卻讓我們覺得這是公平的。作者說的兇狠:「英才制的不平等其實就是來自該體制本身的錯誤…..英才的傳統觀念實際上就是一種虛榮的意識形態,用來掩飾與洗白其優勢分配的不公。英才制不過只是寡頭鐵律的最新說法,它根本就是貴族體制的商業與共和版」。

本書強調的是,是英才制的成功,而非失敗,才造成了現在的不平等。該怎麼辦?

作者提出兩個解方,一個是教育應該更開放,另一個是讓中產階級的工作更回到經濟體制的中心。這兩個都不容易,但也不是不可能:美國確實是已開發國家中最不平等的國家,而他們可以透過制度改革不那麼極端。

其實,如果更仔細檢視本書論證,會發現作者或許合併了兩個面向。其一是英才制的意識型態,讓新時代的菁英以為成功是靠自己,出現了驕傲與缺乏同理心,這也是麥可桑德爾著重的面向。

本書作者批判更多的不平等其實是現在的高報酬的英才太集中於少數幾個領域,且不平等的差距太嚴重,所以造成本書所說的陷阱。這在美國又特別嚴重。

知名倫理學者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說,我們需要承認人類有不同天份。「英才制本身並不會產生一個給予每個人利益同樣考慮機會的社會。所以唯有能給予這些不具有最高薪資工作的才能的人適當報酬 — — 事實上這些工作可能是對我們社會是更必要的,從教師、護士、警察到清潔人員 — — 英才制才是一個可接受的理想。沒有這些,英才制就不是一個理想,因為它讓不能從事這些高報酬工作的人,受到不合理的對待。」

的確,世界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但至少可以別那麼不平等,可以讓更多不同的才能和價值得到合理回報,可以讓超級菁英們更尊重不同社會位置的人。

這樣的社會不是會更好一點嗎?

(本文為《菁英體制的陷阱》中文版導讀,時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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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我們未曾知曉的台灣歷史

疫情改變了旅行的目的地

我們有機會前往許多沒造訪過的街道,沒走入的山林。許多人因此重新發現了台灣。

本期主題是關於旅行台灣的另類提案:讓旅行成為重新認識這座島嶼文化與歷史的方法。因此我們想要邀請你踏上六條無比豐盛的文化路徑。

相對於社會流行的「輕」旅行,我們稱這次的路徑為「重」旅行:這些旅行可能不輕鬆,需要你對這些地點的過去與未來有更多一點的理解與好奇,需要你多一點的思索與感受。但我們保證,你在路上可以看到讓你讚嘆的風景,可以衝擊你的心靈,可以更認識這個土地的身世。這會是真正的身心靈之旅。

基隆這幾年透過大歷史再造現場計畫,重建這座海濱城市的歷史風華與未來願景。你或許不知道,在這個城市散步,會不小心闖入四百年前的時空:一個挖掘中的西班牙教堂遺址。

樟之細路沿著台三線從桃園貫穿到台中,有自然古道有人文聚落,有樟腦產業的歷史,也有不同族群匯合作共生的生活。

山海圳國家綠道從海拔0公尺的內江國家公園到台灣最高的玉山,穿越不同的歷史文化、自然生態和族群文化,是台灣第一條以綠道為名的長途步道。

十九世紀末的「牡丹社事件」與「羅妹號事件」是台灣與日本和美國的第一次重大外交事件,甚至改變了清朝與台灣的關係。跟著作家陳耀昌醫師走訪如今的恆春,宛如探索島嶼南方的另一條密道。

北回歸線貫穿台灣,從澎湖、嘉義到花蓮,帶給台灣在世界地圖中獨特的位置、豐富的生態與物種。這條北緯23.5線有沒有可能成為台灣的朝聖之路?

馬祖,有著和台灣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的歷史與文化。這個充滿坑道與軍事據點的戰爭之島,結合天然魅力的地景,正在轉身成一座世界上獨特的藝術之島。

最後,文化評論人詹偉雄用他一貫詩意書寫旅行的真義。

封面人物之一位是前文化部長鄭麗君。她在任內推動的歷史再造現場計畫,讓歷史與記憶進入文化與空間治理,並讓我們看到旅行台灣的新起點。真正重要的是如她說,唯有知道過去,我們才會知道未來往哪裡走。

另一組封面人物是新世代音樂人中最有代表性的樂隊之一:告五人。出身宜蘭的他們,從未離開宜蘭。他們證明了,守在自己的故鄉,依然可以改變台灣的音樂地景。

本期的「長訪談」是作家劉克襄談他在這幾年如何創造新的旅行實踐,踏上一條條台灣地方社會的微血管。我們也關注教育,深度報導在台北寶藏巖的影視音實驗學校和校長小野五年來的實驗與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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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想像美麗新世界

在未來,世界將被一群聰明有才幹的人統治。統治階級將由一個新公式決定:IQ+努力=才幹(merit),財富和權力是靠自己努力得來,而非世襲;民主是由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所統治,而非依賴出生或財富。

這是一個美麗新世界。

等等,這看起來不就是我們現在的社會嗎?

然而,這個「未來」是英國社會學家Michael Young在1958年發表的反烏托邦小說,他所描述的那個未來是2033年。這篇文章叫做「才德制的崛起」(The Rise of Meritocracy),這是「meritocracy」(才德制)這個字首次出現[1]。Michael Young準確地看到了時代的變化,那個未來確實成為了現實,「才德制」主導了世界。只是,彼時他對這個未來是擔心的。

如今的我們認為,相對於封建、種姓或種族制度,才德制是最公平的,畢竟學歷高、能力好、夠努力的人得到更多的報酬(名聲、金錢、資源),再自然不過。

但到了2016年,川普當選、英國脫歐,全球各地都出現民粹主義的反撲。有人認為這種反撲的根源是是全球化下的階級矛盾,有人認為是城市和鄉村人們的差距,但以《正義》一書讓公眾熟知的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邁可桑德爾認為這些反彈不只是經濟因素,還有社會與道德因素,尤其是社會尊嚴。他認為,這是一種對「才德制」的反撲,因此有了這本強烈的書名《才德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

在此前著作《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中,桑德爾分析與批判1980年代後出現的對自由市場的高度信仰,認為「市場掏空了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辯論」。在本書中他進一步指出,當人們把市場認為是實現共善的主要工具,會讓政治成為一種專家和技術官僚的管理範疇[2],公民會被剝離於對共同價值的討論,而這正好扣合人們對「才德制」的信仰:有才能的菁英應該是國家的統治者。

才德制到底有什麼問題?

桑德爾認為,現實中的才德制其實是虛假的幻想。在當代,教育是社會流動最重要的機制,但在美國的統計數據顯示,名校學生大部分都來自富有家庭,因為富有家庭可以給小孩更好的學習環境,再加上各種人脈關係,所以能否進入菁英學校是有階級偏差的,而不是所有人都擁有真正公平的機會。現實世界的機會遠遠不是公平的。

而就算真的是一個完美的才德制,亦即每個人往上爬的機會是平等的,但只是鼓勵人們追求高教育作為回應全球化的方式,仍然是個人式的解方,並沒有解決結構性的困境,社會不平等依然會越來惡劣,而且會被正當化,也因此社會團結將會被嚴重破壞。

尤其是在這樣的制度下,成功者會認為他們的成功是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而與社會無關,既然成功是我自己的事,那失敗就是輸家自己的錯,這會製造出「才德的驕傲」(meritocratic hubris),對階梯下的人缺乏同理心,甚至不屑和輕蔑,因此更不會有對於共同體內同胞的相互責任。反過來,這會造成輸家對贏家的憎恨。

事實上,過去幾十年美國的主流論述是一種「躍升的修辭」(rhetoric of rising):你要努力往上爬,只要你努力就會成功(You can make it if you try)。但現實是,這幾十年也是美國社會的不平等越來越嚴重的時期,階級翻身越來越困難,曾經人人相信的美國夢成為巨大的黑色夢魘。於是我們見到當前全球最大的政治浪潮:民粹主義對於菁英的反彈情緒。

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選民政治態度的最大分歧標準是有大學教育以上的選民和沒有大專學歷的:當年川普拿下了三分之二沒有大專學歷的選票。這是因為他們無知或者是因為白人種族主義所以支持川普嗎?沒那麼簡單。這主要是過去幾十年來不分兩黨的菁英長期扭曲整個政治、社會和經濟資源所造成的結果。這讓中下層階級不只失去了工作,還感覺到社會不再重視他們曾經從事的勞動工作,主流政治菁英只以為這是分配問題,不理解這是尊嚴和社會承認的問題。桑德爾說,這是一種「屈辱政治」(politics of humiliation)。而川普聰明到知道去收割這些選民的憤慨和悲傷,例如他曾公開說:「我喜歡教育程度低的人們」。

對才德制的批判在這幾年已經越來越猛烈,而不只是桑德爾。另一本新書是耶魯大學法律系教授Daniel Markovits最近出版的叫「才德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他批判才德制只是合理化對於優勢的不平等分配。事實是,這個制度現在已經成為自己的反面:「一種對世代間的財富、特權和階級的鞏固機制」

2020年的疫情又給了才德制新的反思。桑德爾在紐約時報為文指出,全球疫情讓人們重新認識所謂低技術、低薪工作者的價值。「我們開始更理解我們真正依賴的是誰,知道重要的不只是醫生和護士,而是快遞工人、雜貨店店員、倉庫工人、家庭照顧者,還有許多零工經濟工作者。我們稱呼他們為關鍵工作者,但他們卻不是得到最好報酬獲最多榮耀者。」這也是另一本頗具影響力的書「Bullshit Jobs」中的主要論證[3]。

這位政治哲學上的社群主義大師的整個知識生涯其實就是在對抗個人主義,提倡共同體精神。在本書中,他強調謙遜(humility)是此刻無比需要的公民德性。畢竟,憑著才能和努力在才德體制中獲勝者,往往也是多少托他人之福,或者是命運的偶然。我們越覺得一切都是個人成就,就越來學會感激和謙遜,而少了感激和謙遜,就越難以追求共善。

就具體政策來說,他的解方包括在社會經濟政策更促進平等,他也提出在原有的成績制度加上加上抽籤制度來決定進入菁英大學。

這些政策或許都不是萬靈丹,但本書卻絕對是對當今這個價值扭曲的社會一記當頭棒喝,甚至讓我們重新反思「選賢與能」的民主神話 — — 選賢不是不好,但是民主不能只剩下這件事,因為被選出來的賢能(如果真的是賢能)可能會疏離或鄙視選民們。這會淪為民主的異化。維繫民主體制另一個重要的核心是公共參與與對話。

在Michael Young1958年的小說中,菁英統治的最後結局是一場政治反抗導致他們的垮台 — — 這不正是2016年的現實?

反抗者在小說中提出宣言希望追求另一個世界:「如果人們的價值不是取決於他們的智力、教育、職業和權力,而是他們的仁厚、勇氣、想像力和敏感性,他們的同情心和慷慨,那麼就不會有階級.…..而每個人將會有平等的機會不是在任何數字的尺度下去往上爬,而是去發展自己獨特的能力,過一個豐盛的生活。」

這才是美麗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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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導讀。

[1]meritocracy這個字目前是通俗常用的字眼,但是在中文世界的翻譯沒有高度共識,我們採取某種翻譯稱為「才德制」。

[2]在五六零年代的重要思想著作如「意識形態的終結」和「單向度的人」都提出來過類似的討論。

[3]該書作者為2020年過世的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本人亦為該書中文本撰寫導讀,讀者們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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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力女超人背後的女性主義史

1938年「超人」漫畫誕生,隔年「蝙蝠俠」誕生,1941年,第二次大戰正熾烈時,「神力女超人」(Wonder Woman)這個漫畫角色誕生了。

當時新聞稿說,「神力女超人是由馬森博士(William Moulton Marston)所建立的一個強壯、自由、勇敢的女性形象,以對抗認為女性劣於男性的觀念,並啟發女孩子在被男性壟斷的各種職業和體育運動上更有自信心和成就感……因為文明的唯一希望是女性在所有人類領域都有更大的自由、發展和平等。」馬森博士本人更直接地說,「我相信女人應該統治世界,而神力女超人就是這種新型態女性的心理宣傳。」

如今在好萊塢,第一個大銀幕上的女超級英雄、且由女導演拍攝的電影「神力女超人」(Wonder Woman)不僅在美國和全球都非常賣座,而且比起其他英雄電影更獲評論界肯定,引起熱烈討論,甚至被認為或許可以打破好萊塢或者電影圈長久以來的性別不平等現象。

其實,「神力女超人」這角色背後的故事確實和美國女性主義運動緊密連結,創造者馬森博士更是深受二十世紀初婦女運動的影響:他的時代正是美國婦女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爭取普選權和身體自主權,以及推廣女性主義思想的高峰,到了1920年女性終於被賦予普選權。

1.

一九一零年代,馬森在哈佛唸大學時,美國女性主義運動和思潮開始活躍起來,那是美國所謂進步主義時期(progressive era)。

紐約的一對姐妹珊格(Margaret Sanger)和拜恩(Ethel Byrne)持續不懈推動女性權益,尤其是避孕權利。她們認為女性是自己身體的絕對主人,生育議題是女性作為「志願性的母親」(Voluntary Motherhood)的決定,而不應該被強迫。

這對姐妺在1916年十月在紐約布魯克林開設了美國第一個提供避孕諮詢與服務的診所,發送多種語言的傳單,卻因為倡議避孕合法化而被逮捕。拜恩在獄中進行絕食抗議,185小時之後被強迫灌食,她是美國第一個被強迫灌食的女性政治犯。但她在乎的不是自己,而是那些因為墮胎而死亡的女性。她在獄中發表聲明說:「美國每年有八千人因為非法墮胎而死亡,多一個人死沒什麼差別。」

這個案子讓避孕的議題更被全國關注。

在他倆姐妹中,珊格更為活躍,也較為後世所熟知。她早年參加紐約社會主義黨的婦女委員會,也參加當時非常活躍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IWW)的抗爭,並且和紐約的激進知識份子如John Reed, Upton Sinclair和Emma Goldman來往密切。她更是被視為讓「birth control」(避孕)這名詞廣為人知(之前一般使用”family planning”)。

1917年,在那個電影才剛誕生的時代,她甚至自己製作了一部紀錄片就叫「避孕」(Birth Control),裡面介紹關於避孕的各種理由,但很快被禁。

1920年她發表著作「女性和新族群」(Woman and the New Race),強調「現代世界最重要的發展就是女性對性奴役的反叛。」次年她創辦「美國避孕聯盟」,後來在1942年改名為美國計劃生育聯盟(Planned Parenthood),是至今美國最有影響力的關注女性生育健康的組織。

在那幾年,美國婦女運動開始大幅度前進。

1916年,美國國會出現了第一位女性議員,叫Jeannette Rankin。同年,「全國女性政黨」(National Woman’s Party )成立,旨在爭取女性投票權。

1920年,女性終於和男性一樣有了普選權,雖然美國憲法第一條就是「人人生而平等」,這已經遲到太久。

這些婦女運動者在二零和三零年代的持續努力,加上「新政」時代不少女性進入政府高層,避孕也在1936年合法化,這一切為1941 年的「神力女超人」鋪好了歷史舞台。

2.

馬森在大學時受女性主義影響,且讀了許多珊格的著作,畢業後,娶了女性主義者海洛威(Sadie Elizabeth Holloway)為妻。在拿到心理學博士後,他展開學術生涯,但在塔府茲大學(Tufts)任教時,卻和年輕女學生奧莉芙拜恩(Olive Byrne)相戀:這位年輕的拜恩來自一個不平凡的家庭:她是那個為了理念絕食的女性主義者拜恩的女兒,珊格的姪女。

馬森、海洛威和奧莉芙也開始了不平凡的生活:三人共組一個家庭,多元成家。

馬森的學術生涯並不如意,幾度失業,只能由海洛威去工作養家(奧莉芙養孩子)。他一直對電影有興趣,在大學時就參加劇本比賽獲得最大獎,也一度成立電影製作公司。

1940年,DC漫畫出版社擔心蝙蝠俠和超人太過暴力,因此聘請心理學者馬森擔任顧問。他順勢向漫畫社推銷了他自己創造的新角色:神力女超人。

「神力女超人」的故事與情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馬森所受過的女性主義薰陶以及個人的興趣。

例如,故事主角黛安娜來自天堂之島,那是一個只有女人的國度,黛安娜從來沒見過男人。這個概念來自一本在1915年出版的女性主義烏托邦小說「她島」(Herland)。黛安娜後來去美國後參與紡織工抗爭,抗議百貨公司女員工的低薪資等等,這些則是以早年珊格的抗爭經驗為啟發。

此外,漫畫中有一個重要武器「實話繩索」:被套上的人就必須說實話,這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馬森發明了測謊器。但為何是繩索,這就和他對皮繩的強烈興趣有關。他曾在著作「正常人的情緒」(1928)中,認為一般所謂的異常性慾,如同性戀、戀物辟、或虐戀(sadomasochism)是完全正常的,甚至是內建在神經系統中的。事實上,他本人確實是皮繩愉虐主義者,所以每集的神力女超人幾乎都有被他人綁住的情節。

在馬森的論述中,這些皮繩的綑綁其實是女性在現實社會的譬喻:她們遭遇各種制度的束縛,包括婚姻。他的三人家庭也是為了打破傳統束縛。

「神力女超人」可以說是二十世紀初第一波女性主義和六十和七十年代第二波女性主義中間的橋樑:第一波要求參政權和避孕權,第二波針對的是家庭和工作的平等、掌握自己身體的權利、更豐富的自我性別認同,以及要求實質上的平等,而不只是法律上。

六十年代宛如一九一零年代,新女性主義思潮蜂擁而起。1963年,Betty Friedan發表「女性的迷思」(“Feminine Mystique”);1966年,「全國婦女組織」成立,成為最重要的婦女運動團體;1969年到1970年有多本重要著作或文章出版,包括Shulamith Firestone的宣言「性別的辯證:女性主義革命的案例」,Gloria Steinem的「黑權之後,該女性解放了」。

知名女性主義者Gloria Steinem在1972年創辦在後來深具影響力的女性主義雜誌「Ms.」,第一期的封面人物就是「神力女超人」。她說:「回頭看這些四零年代的神力女超人故事,我很驚訝其中女性主義訊息的強大。」

她說的沒錯。「神力女超人」在出版一年之後,就被認為違反善良風俗而被禁。在國會聽證中,更被指控煽動女同性戀。而在1943年,「神力女超人」甚至競選總統了。

不過,雖然「神力女超人」加入了「美國正義聯盟」(Justice Society of America),但當蝙蝠俠和超人出去為正義而戰時,她卻是擔任聯盟秘書,負責在總部收發信。

馬森博士的兩個愛人則彼此扶持,一起度過餘生,並經常照顧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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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最大的錯誤就是無聊

問:你住在哪兒?

答:我住在「胡士托國」(Woodstock Nation)。

問:你可以告訴法官和陪審團那是哪兒嗎?

答:「這是一個屬於所有不被社會接受的青年的國度,但這是一種心理狀態(state of mind)」..….是一個沒有財產或物質的國度,只有理念和價值。」

問:你可以告訴法庭你的年紀嗎?

答:我33 歲。我是一個六十年代之子。

問:你可以告訴法庭和陪審團你現在的職業嗎?

答:我是一個文化革命份子。

— — 1969年9月芝加哥大審判法庭上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的回答。

1.

本來沒有人想要暴力抗爭。

在1968年,反抗者計劃夏天在芝加哥舉行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場外,舉行反戰遊行。

主要的組織者、老學運湯姆海頓希望這場大規模抗議可以徹底暴露出「這個國家的政治鬧劇」。他和另一位組織者戴維斯(Rennie Davis)寫了一份說明,指出當數百萬人反對越戰,但戰爭依然持續,就代表了美國民主體制的失敗。他們主張行動必須是和平與合法的,因此向芝加哥政府提出申請,但沒有獲得許可。

另外幾個喜歡惡搞的傢伙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和傑瑞魯賓(Jerry Rubin)在年初成立了一個新團體叫Yippie,想要結合大麻與抗議,「要把孩子們帶離體制、要把工人階級的憤怒帶入政治,要讓嬉皮政治化。」對他們來說,街頭就是「游擊劇場」(guerrilla theater),他們相信「任何革命最大的錯誤就是變得無聊」。

Yippie們認為八月的民主黨大會是一場「死氣沈沈的大會」(Convention of Death),而他們想要舉辦「生命之節」(Festival of Life )。傳單上寫著:

「這個八月來芝加哥加入我們舉辦的青年音樂和劇場的國際文化祭吧……這是八月的最後一週,而「全國死亡黨」會聚在這裡祝賀詹森連任。我們也會在!到時會有五萬人在街上赤裸著跳舞,我們會在公園中做愛,我們會閱讀、唱歌、微笑、印刷報紙,舉行一個模仿他們的大會,慶祝我們這個時代一個自由美國的重生……一切都是免費/自由的……我們追求歡愉的政治(politics of ecstasy)….我們會創造自己的現實……」

他們希望當大批長髮嬉皮和怪人在公園中享受自由的愛和搖滾樂,會迫使政府和警方陷入恐慌。他們沒有想在街頭搗亂,也向芝加哥市政府申請集會許可,但也被拒絕。

這注定芝加哥街頭將成為一個血腥戰場。

當時的芝加哥市長是個凶狠粗鄙的傢伙。在四月金恩博士之死造成暴動時,他就下令,手上拿汽油彈者格殺勿論,搶劫商店者可以開槍傷害。面對這個風雨欲來的抗爭,他更是部署重兵,包括警察、國民兵和軍隊,甚至散彈槍和裝甲車都準備好上街。

就在民主黨大會幾天前的8月20日午夜,蘇聯軍隊開進捷克,鎮壓布拉格之春,人們在電視上看見了布拉格美麗街道上的坦克車和長槍。

霍夫曼在記者會上將芝加哥比喻成「捷加哥」,批判這個城市是另一個警察城市。魯賓說:「美國本來就是個暴力的國家,但其暴力都是對於看不見的人、對有色人種,所以我希望暴力可以在電視的黃金時段被看到!就在你眼前!」

海頓說,「芝加哥將是一個警察國家和人民運動的攤牌」,而「民主就在街頭上。」

民主黨代表大會前一天,Yippie在公園開始舉辦「生命之節」,但原本預計邀請的很多樂隊如傑佛遜飛船等都因為擔心警察暴力而不出席,只有來自底特律的搖滾樂隊MC5和抗議民謠歌手Phil Ochs參加。當MC5這個龐克搖滾先驅用巨大的能量在演出時,警察開始在台下揮著警棍驅趕群眾。

夜裡十一點,警方實行宵禁,強力毆打路上群眾,人們在街頭奔逃,血流不斷。

這個場景會成為日後幾天終日上演的戲碼,而且警察暴力越來越激烈。

8月28 日是代表大會的高潮,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將正式誕生。

一萬多名群眾在下午從公園走到街上,聚集在舉行代表大會的希爾頓飯店外示威,等待他們的是兩萬名軍人和警察。憤怒與恐懼同時包圍著抗議者們。

突然間,催淚瓦斯瀰漫了現場,警察瘋狂似地毆打群眾,甚至包括旁觀者和經過的市民,鮮血穿透了灰白的瓦斯迷霧,群眾在哀嚎中嚎叫著:「全世界都在看!」(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 — 這句話成為六十年代最重要的口號之一。

警察甚至衝進旅館大廳開始打人。「示威者、記者、麥卡錫競選黨工,所有的人都踉蹌跑出到旅館大廳,鮮血從他們的頭上和臉部噴湧而出」,紐約時報在第二天如此報導。

當電視前觀眾看著民主黨剛提名的總統候選人發表演說時,卻同時看到不斷插播的場外流血衝突。被稱為美國最受信任的電視主播Walter Cronkite說,「我的天哪,看看他們對這群年輕人做了什麼。」

的確,全世界都看到了,而魯賓的期待實現了。

對運動者來說,這場血染的抗爭是場成功,因為它讓美國人看到瘋狂的警察暴力 — — 政府在年底發布對這個衝突的報告都指出這是「警察暴動」(police riot)。

更多年輕人被刺激勵投入運動,且願意採取更激進的行動。他們相信,這會讓政府意識到延長戰爭必須在國內付出代價。

但另一方面,也有許多人在電視機上看到的是一群長髮嬉皮和暴力群眾,在嚴重破壞這個城市的秩序。並且,如此相信的人數可能更多一些,所以共和黨尼克森以代表「沈默的多數」為號召,在幾個月後贏得了美國總統(雖然他只獲得43%的普選票)。

這是六十年代青年文化革命的巨大諷刺。

尼克森批評芝加哥這場抗爭時說,「這是文明死亡的開始。」

在這場暴動中,你站在哪一邊呢?

在六十年代的反叛中,你是屬於哪一邊呢?

這是彼時不同世代、不同種族的所有美國人都不能迴避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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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f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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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鐵志,思考、寫作、編輯,還沒寫出最想寫的書,關注台中港與國際,好奇政治思想文化搖滾與生活。現為文化總會《新活水》總編輯、曾任《數位時代》首席顧問、《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總主筆兼任《號外》雜誌主編,著有《聲音與憤怒》、《燃燒的年代:獨立文化、青年世代與公民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