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個夢」：金恩博士的最後掙扎
你當然知道馬丁路德金恩博士為黑人民權運動奮鬥，知道他著名的演說「我有一個夢」，或者知道他在1968年被槍殺。
但你或許不知道的是，在他死前三年，其所面對的環境和他自己的理念，都出現艱難的挑戰。一方面年輕一代黑人運動者激烈批評金恩的非暴力路線，主張採取更激進暴力的行動，另一方面，金恩提出比此前民權運動更革命性的改革主張，反對貧窮和反對越戰，這又讓不少白人自由派感到不滿。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憊與困頓，但他當然沒有放棄。
直到1968年四月四日的那聲槍響。
1.
從五零年代中期開始的民權運動是要打破種族隔離，要讓黑人可以平等地和白人上同樣的巴士、同樣的學校，去同樣的餐廳，享有同樣的投票權。這在根本上是要落實美國獨立宣言，讓人人平等，要讓人可以獲得「自由」 — — 自由正是民權運動的關鍵字。
金恩博士是這個運動最重要的領導者。1964年，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那年，美國通過民權法案，消除了制度性的種族隔離，雖然前方之路還很長遠。
1965年三月，金恩博士率領民權運動者在阿拉巴馬州的賽爾瑪（Selma）進行遊行，要跨越一座橋到另一座城市，卻遭遇當地警方的巨大暴力攻擊，震撼整個美國的良心[1]。這座橋成為民權運動的一個重要象徵與地標。
幾天後，詹森(Lyndon Johnson)總統在國會發表演說敦促國會通過「投票權利法」（Voting Rights Act），他說「在賽爾瑪所發生的事是屬於一場更大的運動，而這場運動已經深入到美國的每個角落……黑人所要爭取的目標也是我們所要爭取。因為這不僅是他們的事，而是所有人都需要克服過去的仇恨與不正義。」他停頓一下後，引用民權運動的經典歌曲說：「我們一定會勝利」(We Shall Overcome)。
當詹森總統在夏天正式簽署這個國會通過的法案時，金恩博士就站在他身邊。
這是民權運動的高潮，也是分裂與一個暗黑階段的開始。
因為同樣是這個夏天，洛杉磯瓦特區發生嚴重暴動，烈焰焚城，三十多人死亡。
事實是，正如詹森總統自己在後來所說，雖然南方的黑人民權到了此時有很大的進展，但「北方的那種歧視 — — 更細緻、沒有被公開、且根深蒂固的 — — 更難被打破」。
是的，即使民權運動已經激烈地推進十年，且政府通過兩個重大的民權運動法案，但是美國仍然是一個實質上不平等的社會。
美國六十年代前期的樂觀主義和自由派共識在此之後逐漸瓦解。新一代的黑人激進派看到黑人實質處境的問題依然存在，認為金恩的非暴力行動是無效的。另一方面不少白人種族主義者對於黑人民權的進展越來越不爽，越來越劇烈反撲。而金恩開始明確表態反對越戰後，更讓他的自由派盟友不滿。
這讓金恩博士數面受敵。
2.
1966年，年輕的民權運動者詹姆士梅瑞迪斯（James Meredith）發起一場「免於恐懼的遊行」（March Against Fear），要獨自從田納西州的曼非斯走到密西西比州傑克森市，以對抗投票權利法案通過後仍然存在的種族主義。第二天在路上，他被白人開槍打傷。
其實四年前他已是全國性知名人物，因為他是第一個黑人學生進入原來只有白人就讀的密西西比大學，當時州政府和大批白人阻止他入學，甚至發生暴動，甘迺迪政府必須派軍隊保護他才能讓他走進學校。那是歷史性的一刻。
梅瑞迪斯受傷後，各界民權運動領袖都去聲援，要持續他未完成的遊行。尚未參與政治太深的黑人靈魂音樂巨星詹姆士布朗（James Brown）也到場演唱。
還有一個關鍵人物也來了，他是剛當選當青年黑人民權運動組織SNCC（「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主席的卡麥可（Stokely Carmichael）。這個激進青年早已不耐於金恩博士的路線，認為黑白融合（integration）只是意味著黑人被同化。他和他的同伴們閱讀毛澤東與法農，崇敬麥爾坎X甚於金恩，相信中國和古巴的革命。（麥爾坎原本就對北方城市貧民區的黑人比較有吸引力，而卡麥可就是一個來自北方的黑人，不像此前SNCC領袖主要是來自南方。）
連續幾個晚上，年輕的他和金恩博士各自針對不同群眾演講，金恩期待的是像前一年賽爾瑪遊行一樣，黑人與白人能一起前進，卡麥可卻很反對白人的參與。
在又一次被逮捕然後釋放後，卡麥可在現場發表了一場即將改變了黑人民權運動的演說。
「這是我第二十七次被逮捕，而我不會再去監獄了。要阻止白人繼續毆打我們的唯一方法就是奪回我們的權力。我們已經要求自由要求了六年，但我們什麼都沒有得到。現在我們要說的是：黑人權力(Black Power)！」
群眾跟著高喊：「黑人權力！」
這個字從此成為新的運動口號、新的運動方向。
黑人權力在政治上意味著一種分離主義，拒絕與白人合作，甚至有人主張建立自己的國家。例如啟發他們的麥爾坎X，不但主張暴力，也是一名黑人民族主義者。他說，「咖啡是我唯一希望黑白混合的東西」。
文化上，黑權要挖掘和表達非裔美人的文化與認同，從食物、髮型、音樂到整個文化遺產，一面認識自己的驕傲與美麗，另方面擁抱黑人的痛苦與磨難，進而從這些傳統、歷史與身份去建立黑人的力量。
SNCC此前有不少白人參與，尤其是在64年才號召黑白青年一起參與「自由之夏」，而卡麥可也是參與者，在那之後，更有不少白人加入。但在66年底，他們驅逐所有白人成員。
這一年十月，另外兩個年輕人席爾（Bobby Seale）和紐頓（Huey Newton）在加州奧克蘭成立一個新的激進黑人組織：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他們強調革命戰鬥與組織黑人社區，很快成為美國六零年代後期最有影響力的黑人權力組織。
由於黑人的挫折與憤怒不斷加深，黑權的激進主張很快主導了民權運動的政治想像。黑人歌手開始演唱具有黑權氣息的歌曲，不少白人名人則被他們的「酷」所吸引（作家Tom Wolfe創造一個概念來形容這種對黑權的支持：「激進的時髦」/radical chic）[2]。
著名黑人作家包德溫（James Baldwin）在那一年觀察到，都市貧民區的貧窮和歧視像一個隨時可能爆發的火藥彈。如果沒有爆炸那就是一個奇蹟。
3.
在60年代中期，金恩博士的思考已經超越原來的框架。他相信，種族主義不是孤立的問題，而是和資本主義、殖民主義都有關。民權運動要從第一階段對基本尊嚴、公民自由和投票權的爭取，進入到第二階段：經濟平等，亦即要要求政府將資源從戰爭轉向房屋、醫療、教育等。而這必然比之前更為困難。
他也開始批評越戰，認為詹森此前提出的「大社會」（Great Society）計畫是戰爭最主要的受害者，因為「大社會」原本是一個消弭貧窮的計畫，但結果是65年之後政府的經費或心力都在越戰上，無能處理貧窮問題。因此，「我們必須把民權運動的動能和反戰和平運動結合起來。」
這個反戰姿態讓他跟詹森政府的關係日益緊張，也遭遇到白人自由派、主流媒體，及不少黑人民權運動者的反對。因為反戰聲音在彼時的美國還不是主流，批評者很容易被視為不愛國，或者同情共產主義。
1967年四月，金恩博士在曼哈頓的河濱教堂（Riverside Church）發表一場重要的演講，試圖把他對激進派的暴力和對美國政府的暴力的反對結合起來。
「當我走在沮喪而憤怒的年輕人之中，我跟他們說，汽油彈和槍彈無法解決問題。但他們會反問我，這個政府不也是用大量的暴力來解決問題嗎？……所以我知道，我永遠無法大聲反對貧民區的黑人受壓迫者採取暴力 — — 如果我不能先反對今日這個世界最主要暴力的來源：我自己的政府…….這種瘋狂必須停止」。
他批評美國政府「將已經在社會中缺乏足夠資源的黑人青年送到八千里外的東南亞去確保別人的自由，但其實他們在喬治亞的西南方和東哈林區都無法確保自由。」
「我深信如果我們要站在世界革命的正確的一邊，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必須經歷一場激進的價值革命。我們必須從一個事物導向的社會轉成人性導向。當機器和電腦、利潤動機、財產權被視為比人更重要，那麼種族主義、極端物質主義和軍事主義的巨大三位一體，就不可能被克服。」
67年五月他發表另一場演說叫「三種邪惡」：種族主義的邪惡、戰爭的邪惡和貧窮的邪惡。對於種族主義，他說，「我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許多美國人想要一個對白人是民主的，但對黑人則是獨裁的國家。」他進一步說，第一階段的民權運動結束了，現在的新階段是要在所有層面爭取真正的平等，而這是更困難的。「讓黑人可以和白人進同樣的旅館不會讓這國家花錢，讓黑人有同樣的投票權不會讓這國家花錢，但是去解決貧窮、去消弭貧民窟，去讓有品質的融合教育可以落實，國家必須付出巨大的金額。這是我們現在的處境。而我們一定會失去一些朋友。」畢竟，經濟平等比政治自由涉及更大的資源重新分配。
對許多白人自由派來說，通過投票法案已經是民權運動最重要的成就，因此金恩在這階段的激進化，讓許多原來支持他的白人日益不滿。白人種族主義者當然更是態度強烈，前阿拉巴馬州長喬治華勒斯（George Wallace）、一個惡劣的種族隔離主義者，決定競選總統。這是所謂的「白人的反彈」(White backlash)。
金恩對此也有強力的反批評。「有些人說這叫做「白人的反彈」。但其實，有很大一部分白人對於真正的種族平等一直都是猶疑與曖昧的。」因此，「黑人權力」和黑人暴動不是導致白人反彈的原因，而是其結果。「黑人權力的主張是對白人權力的沮喪、挫敗的反撲與吶喊。」
的確，在接下來那個漫長而炎熱的67 年夏天，從底特律到紐沃克，全美將近三十個城市出現大規模黑人社區暴動，所有的憤怒化成火焰。卡麥可說，美國黑人要在都市進行游擊戰。接任他擔任SNCC主席的的布朗（H. “Rap” Brown）說，「應該要有比掠奪(looting)更多的槍擊（shooting）…….白人就是你們的敵人…….你必須擁有一把槍。暴力是必要的，這就像櫻桃派一樣是很美國的。」
在這些暴動中，六千多人被逮捕，四十多人死亡。許多美國人感到不認識自己的國家了。詹森總統指定一個委員會稱做柯納委員會(Kerner Commission)調查事件原因。
金恩對這場暴動也有自己的解釋。在一場演講中他先引用雨果的話說：「如果一個靈魂被丟棄到黑暗中，那麼罪惡就會出現。但真正該被責怪的不是犯罪的人，這是製造黑暗的人」。他接著說：「白人社會的政策制定者就是製造黑暗的人。他們創造了歧視，他們創造了貧民窟，他們讓失業、無知與貧窮不斷惡化。」接著他說，這個暴動有五個原因：首要原因就是「白人的反彈」，「因為暴動的根本是一種對於白人反衝所蘊含的攻擊和惡意的反抗情緒。」
金恩並不天真，他太了解「黑人權力」的激進呼聲是來自美國社會更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他只是不贊成炸彈可以解決問題。但他的言論只會引起更多白人反彈。
1967年七月，金恩博士出版新書《我們該往哪裡走》（Where do we go from here?），進一步闡述上述理念。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書中已經提出了現在越來越多人在倡議的「保障基本收入」（他主張的是針對窮人，但今許多人的主張是給全民）。他相信這個財富分配系統不只可消弭以金錢來衡量人的價值的不正義，更能「讓人們獲得自由去追求可以增加知識的工作、鼓勵對文學的追求，並提升思想。」
但激進派還是不接受他。《紐約書評》八月號有兩篇文章討論日益頻繁的暴力行動，封面是一幅如何製作摩洛托夫雞尾酒炸彈的插圖，其中一篇文章嚴厲批評金恩說：「金恩已經被時代拋棄了，已經被他所協助產生但卻不能預測的事件所取代…..貧窮黑人已經取代自由派菁英來到舞台的中央…..」
黑人的激進與暴力化，白人的反彈與疏離，讓金恩兩面受敵、內心痛苦不堪。他的語言也越來越激烈。在1968年二月的演講中說：「一種對於黑人的種族滅絕（genocide）正在出現……心裡的和精神的種族滅絕。」
不過，面對這些挫折，他依然信仰堅定。在上述「三種邪惡」的演講中他說，「在某些議題上，懦弱的人會說，這安全嗎？便宜行事的人會說，這夠聰明嗎?虛榮的人會說，這會受歡迎嗎？但有良心的人會問，這是對的嗎？在某些時刻，你必須採取立場，即使這個立場不是安全的、聰明的，受歡迎的，但你仍然必須做，因為這是對的。」
4.
金恩博士很早就認識暴力的滋味。
1956年，27歲的他在蒙哥馬利的家第一次被炸彈攻擊。十一個月後，他家門口遭到散彈槍射擊。彼時民權運動才是在最初的開端。
1958年，他在哈林區被人用刀刺傷胸口，差點身亡。
除了可能出現的暴力攻擊，他還被政府威脅。金恩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後，惡名昭彰的FBI局長胡佛也發動對他的攻擊。他們寄給他一封匿名信中說有他婚外情的資料，並暗示說如果不他自殺，後果會很嚴重。
1968年二月，柯納委員會的報告正式出爐，用強烈的語言指出美國的種族矛盾非常嚴峻：「隔離和貧窮已經在黑人貧民區創造出一種白人所完全不知道的毀滅性環境。白人所不能瞭解，而黑人(Negro)永遠不會忘記的，是白人社會和黑人貧民區的存在是緊密相關的：白人制度創造了它，白人制度維持了它，白人制度縱容了它。」最有名的句子是：「我們國家正在朝向兩個社會：一個黑一個白 — — 分離且不平等。」
這份報告挑動了主流社會的敏感神經。金恩博士對報告十分歡迎，願意將報告的結論當作他未來的主要改革議程。不過，詹森和兩大黨都沒有重視報告的建議。
此時金恩正在籌備一場新的運動：「窮人運動」（Poor People’s Campaign），並計畫在春天時在華盛頓舉辦大遊行。就在緊鑼密鼓籌備之際，他在三月中前往曼非斯聲援當地清潔工的罷工抗爭。當地的黑人清潔工要求加薪、要求政府承認他們的工會，但此前遊行遭到警察毆打與攻擊。金恩認為，這個抗爭是「窮人運動」的先聲，他一定要去聲援。
在3月28日的遊行中，有人突然打破玻璃，群眾開始騷亂，警察強力鎮壓，一名十六歲的黑人青年被警察開槍打死，數十人受傷。金恩失望地和助理說，「也許我們要承認，暴力的日子已經在這裡……也許我們該放棄，讓暴力現身。」
四月三日晚上，他在曼非斯演講。這會是他人生最後一場演講。他回顧了十年前在哈林區差點被刺死的經驗，並細數了民權運動這十年的重要抗爭，宛如一場深遠的回望。
「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們會面對許多困難，但對我來說那都不重要了，因為我已經來到山的頂峰。像所有人一樣，我也希望能長壽，但那不是我現在關心的事。我只想要跟隨上帝的意志，而他允許我去山上，而當我往下看，我看到允諾之地。我也許不會和你們一起到達那裡。但我要你們知道，今晚，我們所有人，會到達那個允諾之地。今晚我非常開心，我不擔心任何事，不害怕任何人。我已經見過了上帝來臨時的榮耀之光。」
彷彿他已經預知明日的世界不再屬於他。
第二天傍晚，金恩走到飯店陽台，突然一聲槍響，殺害了他和許許多多人尚未實現的夢。
他才39歲。
接下來幾天，全美超過一百個城市出現暴動，至少有四十個人死亡，三千多人受傷，兩萬多人被逮捕。這是美國內戰之後國內最嚴重的騷亂。
在那個1968年四月之後，更多的暴力與血腥在歷史之牆上留下鮮紅的印記：四月，哥倫比亞大學學生佔領大學被警察痛打鎮壓，是第一個北方大學如此激烈地衝撞；支持民權的總統參選人羅勃甘迺迪在六月被暗殺；八月在芝加哥民主黨大會場外，民眾和警察血腥衝突；黑豹黨和警方更多衝突與槍戰。更多年輕人相信暴力是必須的，革命是酷的。
白人的憤怒反撲也到了新高峰：在這最激情一年的總統大選，竟然是保守的尼克森當選總統，並從此改變美國政治格局 — — 原來支持民主黨的南方白人轉向共和黨。
如果金恩博士沒死，美國的歷史會不會改變？
當然沒有人知道答案。但比較可以確定的是，他的反戰主張在那一年正要成為美國社會的主流聲音，而聲量比他大的激進黑權主義組織如SNCC和黑豹黨在兩三年後不是邊緣化就是被政府掃蕩，因此他可能持續成為最主要的運動領袖。尤其如果他結合民權運動與窮人運動的路線可以持續下去，或許可以更深刻地改變黑人的困境。
只是五十年後的今天，人們是否還是必須高喊「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呢？歷史沒有機會告訴我們。
[1]2014 年美國有一部電影就直接叫Selma （台譯「逐夢大道」）重演那段歷史。
[2]例如電影「斷了氣」的女主角珍西寶就是非常支持黑豹黨，她的故事可以見「高達和他的女人」，四方田犬彥著，黑眼睛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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