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這所大學

「我進入大學時期待看到的是高山上的象牙塔 — — 在這裡，潛心學術的學者在一個需要被拯救的世界中努力探尋真理。然而，我所發現的卻是一個龐大的企業，從房地產、政府研究包案以及學費中牟利，教師只關心他們自己狹隘的研究領域。最糟糕的是，整個體制無可救藥地陷入了這個社會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和軍事主義。」 馬克拉德（Mark Rudd）

1.

1968年，世界正在翻轉。

一月底，越共發動巨大攻勢，游擊隊攻進美國在西貢大使館，導致美軍五人死亡。這個所謂「新春攻勢」(Tet Offensive)震撼美國。

越戰不斷升高，反越戰運動也快速激化，可能被徵兵的大學生們越來越憤怒。

黑人民權運動在1966年之後也日益激進化，「黑權」（Black Power）成為新的政治想像。1967年黑豹黨成立，主張暴力行動。

1968年4月六日，金恩博士在曼非斯被槍殺，全美黑人在各地暴動，煙硝四起。

4月12日，紐約哥倫比亞大校長葛雷森柯克在一場演講上說：「我們的年輕人，似乎正在拒絕所有權威的形式，躲在一種混亂的虛無主義中，這種虛無主義的唯一目標就是搞破壞。就我所知，在歷史上沒有一個時刻比起此刻的世代鴻溝更為巨大、更危險。」

這個演講，讓「代溝」(generation gap)這個字眼廣為流傳。他的結論或許沒有錯，此刻的世代鴻溝確實是前所未有的巨大，但他對青年世代的焦躁、憤怒與不安，一無所知。

就在十天後，在他主理的哥倫比亞大學爆發了60年代最重要的一場校園佔領運動。在1968年的上半年，在全美一百所學校中共有兩百多起示威與佔領。但沒有一樁比起哥大的佔領更嚴重、學生與警察的衝突更血腥，更成為整個六零年代青年反抗的象徵。

2.

在哥大之前，除了南方大學的黑人抗爭之外，第一個獲得全國性關注的大學抗爭是1964年柏克萊大學的「言論自由運動」(Free Speech Movement)。

那場運動是從秋天開始，主要抗議校方不讓學生在校內擺攤募集人員參與校外政治運動，因此學生們展開數月的抗爭，並在年底佔領了學校大樓，數百人被警察逮捕。前來演唱聲援的民歌之后Joan Baez也在運動中一度被捕。

除了抗爭運動本身被銘刻在歷史上，同樣被人記住的還有主要領導者薩維歐（Mario Savio）的演講。薩維歐在那年夏天先去了南方參與「自由之夏」的民權運動計劃。南方的貧窮與黑人面對的暴力改變了他和許許多多青年。他一回到柏克萊大學就投入這場言論自由運動。在這場這幾乎是六零年代學運最著名的演講中，他說這所大學只是一座疏離而冷漠的機器：

「在這個時代，這機器的運作變得極為令人厭惡，讓你深深作嘔，以至於無法參與他們的運作。你必須把你的身體至於齒輪之上，輪子之上，拉桿之上，在所有裝置之上。你必須要向擁有這台機器的人指出，除非你自由，否則這台機器將被阻止繼續運作下去。」

在超過半年的抗爭後，學生訴求終於獲得校方認可。

1964年和1968年的美國是兩個很不一樣的世界：六十年代前期人們是抱著改變的希望，不論黑人或白人都仍然相信非暴力的示威手段是有效的，而歷史確實似乎是向前進。但是到了1968，越爭升溫和民權運動的瓶頸讓反抗越來越激進化。血紅的「革命」成為新的政治想像。

例如哥大學生馬克拉德。他是全美學運組織SDS（「學生支持民主社會」）哥大分會的一員，他和若干SDS成員在1968年二月去了古巴一趟 — — 卡斯楚的古巴革命還不到十年，而切格瓦拉被CIA殺害才是幾個月前的事。拉德說，他「被革命的激情燃燒了」。回到哥大後，他選上哥大分會主席，決定要用更激烈的方式衝撞體制。

3.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處於曼哈頓北邊一個被稱為「晨邊高地」（Morningside Height）之處，北邊緊鄰著是以黑人居民為主的哈林區。在1968年之前，哥大不斷買下鄰近建築，擴張其在哈林區的範圍，迫使數千多戶黑人和波多黎各居民搬離。五十年代後期，哥大和紐約市政府簽約要在位於學校和哈林區中間的晨邊公園建造一個體育館，原本沒有要給哈林區居民使用，引起不小爭議。即使後來協議讓哈林區使用，哥大因為考慮學生安全，且校園正好處於地勢較高之處，所以規劃了學生從上面入口進入，哈林區居民從最低樓層的特別入口進入。這似乎正象徵了白人霸權與種族主義，因此遭到很大反對。

1968年二月體育館開始動工時，數名來在哈林區的學生和居民靜坐抗議，但學校沒有理會。

四月金恩博士過世後，校園中出現更多抗議。學生們批評哥大一面紀念金恩博士，但另一方面卻壓迫哈林區的黑人。

柯克校長雖然算是一個自由派，但是完全和時代脫節，徹底地不了解學生。他認為越戰和體育館的議題，學生都不應該管。當看到金恩博士被刺殺後哈林區的嚴重暴動，他更感到嚴重不安與害怕。

拉德也看到了哈林區的憤怒煙硝，看到人們縱火搶劫，但他認為這是一個「黑人力量」新時代的開始。

當時哥大新規定禁止室內示威，拉德要對抗這個規定，帶領一百多位學生去名為「洛式紀念圖書館」(Low Library)的行政大樓抗議，要求學校公布其和「國防事務分析所」（The Institute of Defense Analysis，簡稱IDA）這個為五角大夏從事戰略研究的組織的關係。學校當局對帶頭抗議的六名學生進行處分，進行留校查看。

4月22日，拉德發表了一封給校長的公開信回應他的代溝論，寫著：

「親愛的葛雷森，

你看到了「代溝」，但我看到的是當下的統治者 — 亦即你，葛雷森柯克，和這些受到你所主導的社會的被壓迫者 — 亦即我們年輕人。你或許會想要知道這個社會出了什麼問題，畢竟你是住在一個自我創造的夢幻世界中…….你要求的是秩序和對權威的尊重，我們要求的是正義、自由和社會主義。這也許對你說來是虛無主義，因為這是解放之戰的第一槍。

我要借用你一定很不喜歡的人LeRoi Jones（非裔詩人）的話，「靠牆站好，混蛋，這是打劫」（Up against the wall, motherfucker, this is a stick-up）。」

次日，在這個微冷的初春，大批學生走向校園中廣場參與拉德和SDS發動的示威。

日後成為著名小說家的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也去了這個集會。他說：「越戰讓每個人都抓狂。世界正在崩解，你可以感覺到混亂正在統治這一切，沒有人知道我們會往哪裡去。不能阻止戰爭的無力感，讓我在那天走向了抗議現場。」

除了抗議學生，還有反抗議學生在現場。他們手上標語寫著：「秩序是和平。把拉格送回古巴！」

拉德準備帶學生進去行政大樓抗議，不得其門而入。後來他們衝去體育場預定地，又被警方驅離。於是決定：決定佔領主要的教學大樓漢密爾頓樓（Hamilton Hall），甚至扣留了一位院長，提出六大訴求。

當晚，黑白學生起了矛盾：白人學生希望開放大樓給學生上課，因為學生是他們的後盾，但黑人學生認為哈林區居民才是他們的後盾，因此主張封鎖大樓。黑人學生最後要求白人學生離開，去佔領別的大樓。

這並不令人意外，原本在六十年代前期的民權運動都是黑人和白人運動者併肩努力，但1966年之後，新一代激進黑人開始主張黑權，拒絕和白人自由派合作，激進化後的民權組織SNCC就趕走了所有白人。

離開的白人學生前往行政大樓「洛氏紀念圖書館」，佔領了校長室。幾天後，她們總共佔領了五座大樓，每棟大樓都成立罷課委員會。

學生們展開了他們的革命生活，不論是辯論美國帝國主義性質，拿著吉他唱Bob Dylan或者談戀愛。他們各自有不同立場，革命派、非暴力派，當然還有好奇與湊熱鬧的。漢彌爾頓大樓牆上貼著切格瓦拉、列寧和麥爾坎X的海報。甚至有一對情人穿上禮服，舉行了一場正式的結婚儀式。

一個抗議學生坐在校長桌上的一張照片，成為保守派眼中成為一個不成熟世代暴力與混亂的象徵。

很多知名人士也都來了：蘇珊桑塔、諾曼梅勒，東村的反文化人士，或者老學運份子湯姆海頓、黑權派領袖斯托克利卡麥克爾（Stokely Carmichael）。這個古老的校園儼然是美國革命的中心。一位黑人學生日後回憶說[1]，連中國的毛澤東主席都發了電報來表示和黑人學生的團結。

4月26日，學校宣佈停建體育館，也關閉了整座大學。抗議的與被關閉的學校不只哥大，在那個月，全美許多大學和高中都出現大規模的反戰佔領運動。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也是，不論是日本、英國或義大利。而巴黎西邊的南特大學也已被學生佔領，五月風暴正在來襲。

4.

4月30日凌晨，學校要求紐約警方清場。大批重裝警力進入被佔領的大樓，一面毆打學生一面把學生拖出去，血濺四處。人們之前在賽爾瑪、在許許多多地方看見黑人抗議者被警察暴力攻擊，但從來沒看過如此大批白人學生被如此毆打。

最後有七百多名學生被捕，一百多名受傷。

接下來幾週，為了抗議這場暴力，學生大規模罷課。許多本來不支持佔領的學生看到警方暴力，也紛紛出來抗議或參與罷課。學校處分拉德等人後，又爆發短暫的佔領行動與警方更激烈的清場。哥大在整個學期的課程幾乎都停擺。

這場佔領影響深遠。

學生的訴求基本上是成功的：學校停建體育館，停止和IDA的合作，大部分學生沒有被處罰，而柯克校長在八月提出辭職 — — 這個事情尤其讓他惡名昭彰，事後的調查委員會也認為他對學生回應的冷漠事導致這場學運的主因之一。

不過，帶頭的拉德被退學。那一年稍晚，他將帶領一群人離開SDS，組成一個叫做「氣象人」(Weatherman)的團體，以更暴力的行動來反對無法被停止的越戰，在美國的土地引爆炸彈來刺激麻木的中產階級。(其中一位參與哥大佔領行動的學生，後來也是氣象人成員，卻在格林威治村公寓中製造炸彈時不幸爆炸身亡。)

當時的FBI頭子胡佛也被哥大佔領事件深深震撼。他在事件後立刻在FBI成立一個秘密行動，動員包括超過兩千名探員，目標就是反戰的新左翼學生。

哥大是第一個進行如此強烈佔領行動的長春藤大學，其後會有更多的大學生起而行動。對白人中產階級來說，這件事的震撼遠遠超過此前黑人的抗爭與被鎮壓，因為眼前流血的青年就是他們的小孩。

這場佔領也在根本意義上挑戰了大學的價值。五零年代的美國大學強調大學自主，做為孤立而超然的經院。但當整個時代正在劇烈的翻攪，當遠方有許多人正在死去、而美國內部正在內爆時，這些象牙塔的沈默變成了體制的幫兇，而不是令人崇尚的美德。更不要說他們是軍國主義的主動合作者，或者舊時代種族主義的維繫者。在六零年代後期之後，美國大學的氣氛和學術體制會逐漸改變，如出現黑人研究等科系或課程。

許許多多參與者的生命史也從此不同，不論是繼續投入抗爭的學生如拉德，或畢業後走入社會的一般學生：許多原本走進抗爭現場的人並非具有強大理念，但卻都在運動過程中被改變了。

一名學生在第二年依據自己的故事寫成一本書：《草莓宣言：一個學生革命份子的札記》(Strawberry Statement)，並在1970年被改編成電影[2]。書中主角賽門並不是一名熱血激昂的憤青。一如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中的主角渡邊，賽門對學校高掛的激昂標語原本興趣不大，直到在室友床上突然看到一名美麗的裸體女孩，這個熱衷學運的女孩向賽門說她要去佔領建築，所以他也走進了校長室，並被意外分配到食物小組與修理影印機的工作。賽門成為了一名佔領者，且最後一晚也和其他數百名抗爭者一起被警察毆打著拖出體育館。他的熱血與激情在熊熊燃燒。

原本只想要追女孩的賽門曾經擔憂自己參與抗爭是否會影響前途，但最後他也說痛恨人們的冷漠，希望他們能夠一起改變些什麼。

保羅奧斯特也從相對冷淡的青年成為一名意外的抗議者。「我只是一個安靜的書獃子，只想掙扎著成為作家，沉浸在哥大的文學與哲學課程中。」他去參與抗議是因為「我感到一種瘋狂（crazy），對於越南作為一種毒藥在我肺中蔓延的瘋狂，而我想許許多多在那個下午抗議的學生都不是為了抗議興建體育館，而是要去發洩他們的瘋狂、要表達他們的憤怒。因為我們都是哥大學生，所以為何不向哥大丟石塊？」

當他隨著大家衝去體育館預定地時，他不自覺地和身旁群眾一起用力拆除體育館外的籬笆，並且在這些行動中得到滿足。奧斯特自問：「這個本來只想一生獨自坐在房中寫書的安靜男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之後，他也成為學校大樓的一名佔領者，構成六零年代反抗青年的面孔之一（或許，他會在午夜的走廊靜靜地讀著詩與小說）。當然，最後一晚，他也被警察拉著頭髮拖出哥大的教室。但是，「我沒後悔，我很驕傲我為這個運動付出了我該做的事。瘋狂且驕傲。」

保羅奧斯特在四十年後回憶道：「我的思想在那個火與血的一年之後，並沒有改變多少。當我現在獨自拿著筆坐在這個房間時，我知道我仍然是瘋狂的，也許比以前更瘋狂。」

[1]https://www.vanityfair.com/news/2018/03/the-students-behind-the-1968-columbia-uprising

[2]這部電影我在大學時曾看過，塑造了我對於那時代抗議的想像。2014年香港雨傘革命期間，在作為抗爭現場的立法會門口也特別放映過，那樣的情境更令人感觸。

本文出自《想像力的革命：1960年代的烏托邦追尋》，2019年二月，印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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